第三者的表现形式基本有三种：一是偶尔与婚外异性发生性关系的通奸形式;二是不以夫妻名义，持续、稳定地共同居住的同居形式;三是以夫妻名义共同居住的形式。

　　这三种形式中，重婚是刑事犯罪，要受到刑事处罚;而“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只承担民事法律责任，无过错方可以据此要求损害赔偿;如果偶尔与婚外异性发生性关系，一般不承担民事责任。因通奸而引起离婚，如果无过错方有充分证据，则对方要承担过错责任，无过错方可适当多分财产。

　　婚外情案件中，取证是一个让很多当事人为难的问题。一般情况下，要取得“捉奸在床”的证据几乎不可能。所以，就要尽可能多地搜集间接证据，如查看电话通话记录、短信内容、往来书信等，最好能拍摄取得影像资料。如果配偶与情人在外面购房或租房同居，当事人可以注意搜集房产公司买房合同或租房地物业公司有关两人租房、交物业费、水电费等有关证据。还有，如住宿宾馆的票据、视听资料、证人证言、公安机关的证明等。能形成一个严密的证据锁链，对打赢官司至关重要。

　　婚外情取证过程中，当事者在自家床上拍到配偶与第三者有不正当关系的照片，被法院采信的可能性较大。在自己家里捉到配偶与第三者亲密，谈不到私闯他人住宅，构不成刑事责任。但是，当事人不能将自家“捉奸”的照片在公众中传播，也不要对第三者进行人身侮辱，否则，对侵犯第三者的名誉权是能够成立的。

　　当事人不能为了掌握配偶与第三者同居的证据，而擅自闯入他人住宅进行取证。因为这样取证的方式不合法，可能会引发私闯民宅侵权问题。遇到这类情况，当事人如能确定老公与第三者同居，最好的办法就是拨打“110”报警，由执行公务的公安人员进入住宅，然后进行询问笔录，从而证实配偶与第三者的同居事实，这样的证据法庭一般会采纳。

　　当事人在公园、电影院等公共场所取证，一般不会侵犯他人隐私，被法院采纳的可能性也较大。但是，在公共场所拥抱、牵手、亲吻的多，过于亲密接触的少。这些亲昵行为的照片很难说明配偶与第三者有重婚或是长期稳定同居的行为，只能从一个侧面证实他们有不正当的异性关系，证明配偶的过错存在。

　　重婚要求双方是以夫妻名义同居，一定要有外在表象特征：如以夫妻名义申报户口、购买及租赁住房、举行婚礼等，只要不以夫妻名义对外，就不构成重婚。说得再具体点，如果一个丈夫与第三者领取了，这就是确凿的证据;如果他与第三者居住在一起，对外“老公老婆”地介绍身份，以夫妻名义旅游聚会，那么邻居和亲友认定的证言也能有很大效力;如果男方与第三者生育子女，医院的记录上显示男方是父亲，那么这也是一个重要的证据，但是记录如果仅根据女方的陈述，或根本没有任何与男方的联系，单独生儿育女的证据的证明力就显得“势单力薄”了。

　　有位业余“女侦探”自称花了四年的时间，走街串巷、上山下乡，最终查清了丈夫、生子入户的事实。为了拍“奸夫”以及他们的“全家福”，她背着相机昼出夜伏数月，却始终一无所获，取证屡屡碰壁。物业公司为了维护业主的隐私，守口如瓶。邻居也不想管闲事，怕惹事生非。在现实生活中，由于取证难，由当事人自诉、举证的重婚案件成功率很低。近几年北京法院系统处理的重婚案件微乎其微。

　　当夫妻因一方发生“婚外情”离婚时，出于心理平衡，另一方必然想方设法取得对方“不忠”的证据，以求在离婚时，得到心理的慰藉及权益的最大化。因此，在京、沪、穗、深等各大城市，各种名目的侦探机构、调查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应运而生。当事人抱着“捉奸取证”的心态，不择手段、不惜成本。那么，费尽心机取得的“证据”在中的作用究竟有多大呢?就目前法律规定以及审判案例来看，即使有“捉奸在床”的直接证据，也不能必然得到法院对于精神损害赔偿的支持。

　　我国《婚姻法》只规定了重婚;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实施;虐待、遗弃家庭成员四种情形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才有权请求损害赔偿。仅有一两张“捉奸在床”的照片只能证明配偶与第三者发生婚外情即婚外性行为，很难证实他们长期持续稳定的生活在一起，也就不能构成法律规定的“重婚”或是“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条件，因此法院支持精神赔偿诉讼请求的可能性不大。

　　律师提示说，对于婚外情的取证一直以来都是难点，一方面要拿出婚外情的证据，另一方面又不能侵犯包括第三者在内的他人隐私权，否则取证就不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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